尹锡悦正式就任韩国总统 他是否会按下“重启键”？******
中新网北京5月10日电(张奥林)5月10日，尹锡悦正式就任韩国总统。由于与刚卸任的文在寅在政治理念上有明显差异，尹锡悦的就任，被外界形容为韩国国家战略的重启。
资料图：韩国总统尹锡悦。——经济重启
“大韩民国再次飞跃、共同过上美好生活”，这是韩国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公布的新政府国政愿景。委员会说，这一愿景反映了“时代使命”和“国民要求”。
国政目标之下，交接委员会还列出了110项具体国政课题。其中，首要课题是帮助韩国的中小企业把销售额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以求恢复地区商圈的竞争力。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认为，经济政策方面，尹锡悦可能会更多地采取一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相对比较宽松。同时，他会从在疫情中遭受重大打击的中小企业入手，以刺激经济复苏。
此外，“帮助青年人摆脱居住、就业、教育等困境”“成为科技超级强国”以及“建立创新金融系统”等也被列入主要课题。
4月22日，韩国首尔市政府宣布位于首尔广场的临时核酸检测点终止运营，并于当日中午12时起开始拆除工作。中新社记者 刘旭 摄——防疫政策重启
重启经济，还需兼顾防疫政策的平衡。
文在寅政府曾在新冠疫情初期进行严控，此后“与疫情共存”，之后又收紧防疫，种种措施褒贬参半。
随着目前韩国总体疫情形势趋缓。苏浩认为，作为“政治素人”，尹锡悦在疫情防控方面缺乏相关经验，大选时也没有提出更多具体政策。总体来看，如果疫情反弹不是很严重的话，尹锡悦可能依然会采取相对宽松的防疫方式。
但5月8日最新数据显示，韩国当日新增确诊超4万例，自3月底疫情现拐点以来，首次较一周前有所增加。虽然尚不能确定韩国疫情已经出现反弹，但有韩媒指出，这也为尹锡悦上台后的防疫政策拉响了警钟。
宽松的抗疫措施是为了“重启经济”，但这可能会导致一个矛盾的情况——“防疫措施放宽后，疫情会扩散，反过来又会对经济造成阻碍”，苏浩表示，这可能是尹锡悦上台后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资料图：美韩军事演习。——外交政策重启
“作为保守政治家，尹锡悦上台后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与美国在军事安全上的配合，政治安全上可能更多靠向美国。”苏浩指出。
从选举开始，尹锡悦就不断在打“亲美”牌——如提出加强美日韩同盟，计划在未来加入五眼联盟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
胜选后，尹锡悦派遣赴美的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更表示，尹锡悦期望将韩美关系提升为更高水平的全面战略同盟。
苏浩分析说，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加大了对所谓印太盟国关系的强化，同时在积极准备“QUAD+”，而这个“+”的首选，就是韩国。目前的韩国，正朝着美国所引导的方向靠拢。
资料图：韩国总统尹锡悦。“这将是一个战略性选择，也将是他上台后的最大挑战。”苏浩强调。
对于目前仍处在低谷的韩日关系，苏浩认为，应美国的要求，韩日双方目前都在进行一些协调。尹锡悦上台后，可能会延续保守派的政治传统，进一步协调韩日关系，加上美国的牵引，两国关系可能会回暖。
针对中韩关系，尹锡悦在胜选后表示，韩中加强合作，有利于两国实现各自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也将为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互信，促进民间友好，推动韩中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表示，中韩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也是相互离不开的重要伙伴。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韩关系实现快速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方愿同韩方共同努力，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完)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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