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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拱火”升级,普京换将,来头不小!******

  中新网1月12日电(张乃月)当地时间1月11日,普京换将消息传出,俄军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一职,落到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头上。

  在西方援乌武器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俄方这一动作有何深意?

资料图:格拉西莫夫。

  “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士”

  2022年10月,俄国防部宣布任命有着“末日将军”之称的苏罗维金担任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三个月后,俄国防部再次对这一职务作出调整。

  可以看出,这次调整提高了特别军事行动的领导层级,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解释,原因有二:

  1、与所需解决的任务规模扩大有关;

  2、俄军需要组织各军兵种进行更加紧密的协同,提高联合部队各类保障的质量和管理效率。

  那么,这次被委以重任的格拉西莫夫有何来头?

  1955年,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出生于喀山的一个工人家庭,毕业于喀山高等坦克指挥学校和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军事生涯之初,格拉西莫夫先后在波兰、俄远东、波罗的海国家和俄莫斯科军区服役,曾担任排长、连长、营长等基层指挥官。2006年起,格拉西莫夫历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莫斯科军区司令。2012年,成为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俄杜马议员索博列夫表示,格拉西莫夫曾长时间指挥俄最大的第58集团军,策划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经常取得成功,是“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据悉,格拉西莫夫获得过圣乔治勋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祖国功勋”勋章,2016年被授予“俄罗斯英雄”荣誉。

  2014年,格拉西莫夫曾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2022年,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格拉西莫夫又登上了美国制裁清单。

俄国防部2022年7月发布的图片中,俄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左)前往一指挥所,视察俄军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部队。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称,2022年格拉西莫夫曾多次访问特别军事行动区,“非常了解乌克兰发生的事情”。还有西方媒体曾报道格拉西莫夫在伊久姆市遭暗杀未遂,乌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随后证明此事。

  俄军事专家博卡德列夫曾表示,格拉西莫夫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实际指挥过战斗并在多个大军区任职,是一位“有作战经验、有原则和被检验过的将军”。俄《共青团真理报》则称他“有很强的指挥能力和作出非标准决定的能力”。

  俄《独立报》指出,从俄国防部发布的信息中可见,这次任命后,格拉西莫夫以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身份出任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可能意味着俄政治领导层为军队设定了明确的任务——在特别军事行动中获胜。

  西方军援承诺接踵而至

  值得注意的是,俄方这次“换将”,正值一批西方国家再次宣布对乌克兰进行军援之际。

  分析指出,由于乌克兰可能很快将开始从美国等北约国家收到大量重型武器,任命格拉西莫夫似乎意味着俄军将向进攻行动过渡。

资料图:美国飞机将军事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

  2023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成为首个提供这类军备给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法国已为乌克兰提供最先进的火炮、装甲运兵车、防空导弹和防空系统。但由于担心激怒俄罗斯,马克龙此前一直没有答应为乌军提供更高性能的装备。法国国防部表示,法、乌国防部长将很快举行会谈。

  德国总理朔尔茨此前曾向基辅承诺,将在2023年一季度内向乌克兰交付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和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意大利外长也表示,意大利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并就相关问题与法国展开讨论。

  2022年12月首次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后,美国军方又在今年1月6日宣布了迄今“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乌军事援助”,总价值达28.5亿美元。

  美加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后,加拿大总理称,将为乌克兰购买美国制造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NASAMS)。加拿大或将“首次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俄取得数月来“最大胜利”?

  2022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发生后,苏罗维金成为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乌克兰多地遭到导弹袭击,基础设施受到打击,多地频频拉响防空警报,紧急停电也一轮接一轮。

2022年11月16日,停电期间的乌克兰首都基辅。

  此后局势持续胶着,俄乌军方在巴赫穆特等方向接触线沿线上炮火不断。不久前的跨年之夜,乌军对顿涅茨克马克耶夫卡地区的俄军临时部署点进行火箭弹袭击,造成俄军89人死亡。

  东正教的圣诞节期间,俄总统普京宣布停火36小时,以给予信教者进行宗教活动的机会。但普京的停火提议遭到乌方拒绝,美国方面则继续“拱火”,称“不相信”俄罗斯提议的停火背后的意图。

  近期,激烈的交锋又在索列达尔展开,俄私人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宣布夺控索列达尔全境。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索列达尔地区进展“积极”。

  据悉,索列达尔位于阿尔乔莫夫斯克-谢韦尔斯克防线的中间,对乌克兰具有战略意义,乌军在这里打造了强大的防御工事。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索列达尔的战斗对乌军来说“极其艰难”。

  《纽约时报》称,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俄罗斯数月来的首次重大胜利。

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

  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

  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

  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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