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近观中国)“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中新社北京9月20日电 题：“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作者 钟三屏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西班牙语专家安永眼里，这是习近平引用古文经典讲道理的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对中国领导人善于用典印象深刻，因为在当今西班牙政坛这并不常见。

　　但这句“表述古雅、颇具美感”的中式古语，着实难住了这位自称为“语言工匠”、有近20年政治文献翻译经验的西班牙人。他在字典和同事的助力下“花了一个星期来理解”。

　　这句古语的出处和释义，对诸多中国读者来说也未必熟悉，更别说文化背景迥异的外国朋友了。

　　这句话是宋代大家欧阳修研究《易经》的心得。《易经》构建了一个玄妙复杂的东方式辩证法世界，被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欧阳修认为，学习《易经》要先懂得其基本的道理和原理(即“大”)，才能对具体卦象(即“小”)予以分析，否则就会陷入庞杂巨细之中。后人一般以此比喻做事要看“大势”、从大处着眼。

　　这句“高冷”的古语在今日中国社会“出圈”，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引用不无关系。

　　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引用“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强调中美关系要看大局、谋合作，而不能只盯着分歧。

　　“政治家引用这句话，是希望用辩证法来指导人们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安永分享他的观察，并认为这句古语适用所有国与国关系。

　　习近平曾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如何搞好？从习近平呼吁中美两国“向前看、往前走”“关键是管控好分歧”，外界从中领略到得“大”兼“小”、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东方智慧。

　　如何把这一东方智慧传递给西语读者？安永发现，这句中式古语在西语语境下也有对应的俗语：一种是否定式，no hay que andarse por las ramas(不要舍本逐末)，另一种是肯定式，hay que ir directo al grano(抓住主干)。

　　结合上下文等因素，安永最后采用了hay que ir a los más importantes(要从最重要的方面入手)的译法。

　　他由此还发现了中文和西语之间一个“有趣的不同点”：中文很多概念以对偶对仗的形式出现，很多词语由两个反义字组成，例如是非、曲直、对错、远近，或一件事“正”“反”对照着说。而对应的西语翻译会使用省译或合译的方法只突出表达“正”或“反”的一面。明代大儒方孝孺所著《家人箴》中的“适己而忘人者，人之所弃；克己而立人者，众之所戴”，西语可译为La gente se aleja de los que piensan solo en sí mismos y apoya a quienes se desviven por los demás，也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不少古文经典涉及哲学层面的思考，具有广泛适用性，可以运用于不同的场景。

　　2013年5月，习近平在给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回信时也引用过“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以此告诉中国的年轻人，“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面对“人生方程式”，习近平同样运用得“大”兼“小”的辩证法来求解：超越一己得失，放眼天下，为家国计。正所谓“小我”融入“大我”，“大我”成就“小我”。

　　安永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想鼓励民众一同发展和守护自己的国家。这类“不计个人得失，捍卫国家荣誉”的话语在西方国家并不鲜见，将个人理想和民族理想互融的理念同样能引发西方人的共鸣。

　　得“大”兼“小”，不仅是习近平对中国年轻人的期许，也折射出他对自己的要求。他曾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八个字概括自己的人生态度——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安永说，这表明，中国领导人认为要说服民众，自己就必须首先成为大家的头号榜样。

　　不管是国际关系层面，还是人生命题层面，习近平推崇得“大”兼“小”的智慧，就是要察观大势，认清根本，保持大格局，顺应大方向，在“得其大”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兼其小”，最终达到圆满和谐——这正是中国思想的精髓要义。(完)(图片来源：中新社、中新网)

国潮才是最潮！中外学者剖析东西文化吸引力之变******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阚枫)“国潮才是最潮，华流才是顶流”，这句中国年轻人常挂嘴边的网络流行语能折射出，近些年来，东西方文化吸引力的悄然变化。日前，来自中国和伊朗的学者在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中，剖析了东西方文明交往中，东方文化的自信回归。

　　“我年轻的时候，还能听到很多老年人将煤油叫洋油，火柴叫洋火，‘洋’字代表了一种我们说不出的洋气感，这其实就是文化吸引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说。

　　邢广程表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往，必然会产生文化撞击，强势文化对弱势文明构成吸引力，近代史上的中国长期闭关锁国，文明进程落后于世界。一方面，国民产生了一种不自信或者很自卑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国人出现崇洋媚外的文化心理，“土”和“洋”之间形成强烈心理反差。

　　文化心理变化源于发展水平提升。邢广程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把握住历史机遇，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水平上获得长足发展，在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随着国人更深度地融入世界，人们对西方的认识也更深入、更客观。

　　“现在我们常说‘平视世界’，从文化角度解释，就是我们可以更客观地将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和我们平等交流的文明载体来看待，东西文化吸引力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向的。”

　　邢广程说，从过去的“仰视”到如今的“平视”，支撑这种心态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中国崛起，40多年来，中国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尝到了全球化的甜头，尝到了文明互鉴的甜头，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而文化自信的程度越高，中国也更有理由也有义务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表示，近500年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侵略剥削，不少古老文明备受压制，不过，这一过程客观上也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觉醒，主动积极地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结合自身文化特征，探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这个过程本身也说明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质。

　　长期从事东方艺术研究的伊朗艺术研究院助理教授、东方部主任纳思霖表示，强调保护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明，但这不意味着封闭，不同文明之间应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密切交往。

　　“文化自信的回归是个很好的提法，其实，我们现在常说的美国文化，历史不是很长，只有几百年，甚至都无法称之为文化。中国、伊朗都有几千年深厚的文明积淀，应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东方文化。”纳思霖说，现在的东方应该更有自信将更多东方文化用创新的形式传播到其他国家，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