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货经济孕育消费新动能 电商平台“创新”年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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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货经济为主导的新消费模式，将引导更多的厂家积极创新，不断投入到年货市场的开发当中。年货经济背后反映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目前年货经济还有很多潜力有待发掘。
春节临近，年货市场越来越红火，线上线下，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中国结、红灯笼、熏肉腊肠、瓜果蔬菜，尤其年味满满的兔年春联、栩栩如生的兔子玩偶、红红火火的“兔元素”服饰，深受大众欢迎。
我们的记忆当中，年货是属于瓜果糖茶的记忆，超市、菜市场留下了采办年货的足迹。随着经济的飞迅发展，年货慢慢“进化”至数字藏品、坚果礼盒、预制菜等新潮产品，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
年货经济一般发生在新一年的开始，具有一定的风向标作用，年货经济繁荣和健康消费需求的旺盛，将为全年消费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坚果相关企业71.7万余家，预制菜相关企业6.4万余家，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年货经济背后，反映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消费占GDP的比重，促进GDP的高质量发展。
东西南北中 喜好各不同
挥别旧时光，憧憬好日子，年货买的是幸福，讲究的就是那份独特的年味。眼下，线上线下的年货节正如火如荼展开，天南海北的特色珍馐、非遗美味竞相借助电商平台走向千家万户。
“我们的百货商品不仅在线下卖得好，在重百云购上下单，最快隔日即能送到家，销售额也占比不小。”重庆百货新世纪商场负责人1月8日告诉记者，元旦以来，服饰、化妆品等商品持续热销，网购成为越来越多人购买年货的新时尚。
京东新百货销售数据显示，北京人买走了全国近两成的黄金转运珠，上海用户偏好高品质珍珠，江苏用户尤其喜爱20～50g不等的大克重金饰，如古法传承系列万元金手镯，在婚嫁、礼赠等场景需求旺盛。
年货节期间，川渝地区奢侈品钟表热销，其中腕表增长超12倍，儿童保暖、奢侈品和美妆同样消费力旺盛。湖北用户对夹棉家居服有着同样的高需求，搜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200%，儿童拜年服搜索量同比增长则高达5倍，老年唐装同样是该区域最热销品类之一。
电商平台“创新”年货之路
连日来，随着各地经济复苏启动，年货节也作为岁末年初的重磅活动袭来。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各类花式好货已被呈递到消费者眼前。
记者从零售平台美团获悉，1月4日起，全国试点地区的消费者均可上美团搜索“数字人民币”，领取“团圆好彩头”兔年新春礼包，这是数字人民币借助佳节进一步融入百姓生活、提振民生消费的新动作。
1月5日，贵州茅台首次举办巽风数字世界线上发布会，发布兔年生肖酒，首次引入数字藏品。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雄军称，茅台与网易共同研发巽风数字世界，不仅开启了一场传统和现代融合的数字革命，更是茅台在数字经济领域探索新模式、开辟新赛道、构建新格局，助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实践。
在电商平台的助燃下，国潮受追捧，经典再流行。以前消费者想品尝狗不理包子，要到天津城各个门店购买，近几年，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渠道大大拓展了消费群体。
与线下热闹的传统年货节活动相比，各大电商平台却“另辟蹊径”走起了“极简风”。记者对比多个电商平台后发现，今年年货节的电商玩法变化明显，多个电商平台均采用了“一件即可立减”的优惠规则，相较之前复杂的规则均都有了极大的简化。
此外，天猫年货节还联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一页纸计划”，呼吁商家对商品说明书进行适老化改造，将繁杂难懂的说明书升级为针对重点功能清晰简述的“X步骤”简化版使用说明，让长辈们也能无障碍使用新科技。
如何挖掘年货经济的潜力？
“年货经济作为一种消费业态，因释放巨大消费潜力营造浓郁过年氛围而日益火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重庆工商大学莫远明教授表示。
他认为，目前年货经济存在疫情下消费购买力下降、个别商家去库存价格虚高以次充好诱导促销、快递超负荷运转引发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还有很多潜力有待发掘。从未来品质消费升级需求来看，进口商品占比仍有待提高。此外，服务消费占比偏低。“因此，年货经济不能忽视服务的供给能力，文化、娱乐、休闲、体育、健康等多个领域增加供给，是繁荣年货经济的重要抓手。”
“在物流通信等硬件设施已较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强软件建设，挖掘下沉市场、年轻一代对本土产品和健康消费领域中的潜在消费者和市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建议，年货经济应加大对电商、配送等新模式和金融服务在乡镇下沉的政策鼓励，将新业务在城乡间进行更同步的普及。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则建议，各大电商平台应积极关注我国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趋势，协助商家开拓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元宇宙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物流体验，提供送货上门、送装一体等个性化年货服务。
“近年来，年货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每年都有新亮点、新趋势，孕育巨大消费新动能。新消费时尚会传导到上游供给端，促进供给结构优化，实现产业和消费双升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表示，以年货经济为主导的新消费模式，将引导更多的厂家积极创新，不断投入到年货市场的开发当中。
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新加坡唐人街。Newscom/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新加坡民众来到寺庙向观音菩萨祈福。NurPhoto/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了解辛亥革命历史。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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