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三重原则******
【专家视角】
作者：谢惠媛、常舒铭（分别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作为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重要摇篮，高校应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教育，把科技伦理纳入教学，培养德才兼备、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要取得成效，不仅要遵循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要求，而且要尊重教学规律，聚焦教育对象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制度与意识并重、目标与责任并重、规制与引领并重等三项原则。
制度与意识并重
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是开展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单凭制度本身不足以激发遵守规范的自觉，不足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从根本上需要深层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作支撑。就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之所以被称作是道德的，主要是因为行为者具有道德认知和伦理自觉，自愿恪守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因为行为表现得合乎道德。诚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道德行为是“对于道德价值有觉解，为道德而行的行为”。就制度现状而言，目前我国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有待完善、治理体系尚未成形，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新问题往往倒逼制度作出回应，催生新的规则。在转型升级阶段，伦理意识尤为必要且重要。可以说，不管是制度出台前，还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科技伦理意识都是最后一道，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线。培养伦理意识与加强制度规范，共同构成科技伦理治理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围绕科技伦理治理的着力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双管齐下，激励学生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需要。有调查表明，一些理工科学生对科技伦理抱有偏见，不重视学习规章制度，或者理解不全面、不透彻，处于“熟知而非真知”的状态。鉴于此，教师应一方面向学生系统讲解我国相关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介绍国际社会伦理建议书或伦理指南，帮助他们明确科技活动有制可依、有规可守，另一方面给他们讲解道德的本质和功用等基本原理，并借助情景模拟或场景再现等方式，引导他们思考该情境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使其强化伦理信念，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从而在价值理念上捍卫科技伦理的权威性。此外，高校还可通过辩论赛、知识竞赛、社会调研和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营造教育氛围，多渠道帮助学生把制度规范内化于心，自觉以制度为准绳，在科技活动中始终保持伦理敏感度，发现与抵制违反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在个体层面真正做到伦理先行。
目标与责任并重
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是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这些目标不仅指向物的推进，关乎某一特定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时也应指向人的发展，体现“术”与“道”的有机统一。就《意见》而言，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目标、科技伦理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人之发展的高度重视。明乎此，才能理解“科技无禁区”的谬误，避免陷入技术“价值中立论”陷阱。与正确理解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培育责任感。责任与目标紧密相连，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科技活动更有可能减少“脱靶”概率、降低伦理风险，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目标与责任相辅相成，充分体现科技伦理的落脚点。
着眼于科技伦理的落脚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把握科技活动的目标，培养与提升社会责任感。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单纯关注技术的推进，却忽视技术的根本指向，忽略人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严格区分研究与应用，主张前者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应为其设置禁区，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但通观生命科学、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不难发现，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应用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加之，科技领域本身专业性强、技术壁垒高，事前风险研判难度大。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提醒我们，当代科学技术的可控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技术对人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清晰把握，只有通过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才能逐步呈现出来，但此时技术已对社会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引导学生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多个角度思考行为责任，负责任地开展创新性研究。
规制与引领并重
科技向善具体表现为，科技活动遵守道德准则，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的作用首先表现为，给科技活动提供必要规范，避免其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防止其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除此以外，科技伦理还应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引导科技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使科技更好地造福人类。换言之，科技伦理不仅要扮演好“守门人”角色，为制度制定、伦理审查和监管等提供价值支撑，而且还应为研究指引新方向、提供新空间。
从科技伦理的作用功能出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掌握与守好科技活动的底线和红线，同时帮助他们合理把握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多维理解生活图景，使其在深化认识过程中激发主动性和创造力，以科技呈现生活的丰富样态，避免技术应用挤压生活空间而导致生活扁平化。这是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助推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事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事关科技发展方向，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要素。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切实做到意识与制度并重、责任与目标并重、引领与规制并重，在培养更具伦理精神的未来科技工作者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5版）
被曝私人办公室内发现涉乌等机密文件 拜登：惊讶******
中新网1月11日电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日报道，消息人士称，去年秋季，在拜登以前的私人办公室内发现其任美国副总统时期的10份机密文件，包括美国情报备忘录和简报材料，涉及乌克兰、伊朗和英国等议题。
拜登对此回应说，他对在华盛顿智库的办公室内发现的机密文件感到惊讶，称并不了解文件内容。
图片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截图拜登私人办公室内发现涉乌等机密文件
这一消息最初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该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拜登任美国副总统时期的约10份加密文件，出现在智库“宾州拜登外交和全球参与中心”。白宫于1月9日证实了该消息。
CNN援引消息人士还称，这些机密文件的日期在2013年至2016年之间，装在三四个盒子里，里面还装有符合《总统档案法》的非机密文件。
据悉，办公室里的绝大多数物品都是拜登家庭的私人文件，包括有关拜登已故儿子博·拜登(Beau Biden)葬礼安排的材料和慰问信。目前尚不清楚装有机密文件的箱子中是否装有个人材料。
这些机密文件是在2022年11月2日，也就是中期选举前夕被发现。消息人士称，拜登的一名私人律师当时正在关闭拜登在华盛顿的这处办公室。律师看到了一个标有“私人”的文件夹，打开后注意到里面有机密文件。律师合上信封，打电话给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拜登的团队随后“非常谨慎地”移交了几个箱子。
美国司法部展开调查
一名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说，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已收到关于文件调查的初步报告，将决定如何推进调查，包括是否展开全面刑事调查。
美国检察官劳施(John Lausch Jr.)被曝已多次向加兰德汇报情况。不过，有消息人士说：“没有追加的说明会，但若有必要将举行。”
CNN报道称，就在1月9日，在墨西哥举行的外交峰会上，加兰德正巧与拜登坐在一起，记者们曾大声询问有关调查的问题，场面颇为“尴尬”。两人忽视了这些问题。
拜登：惊讶，我不了解
1月10日，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对在华盛顿智库的办公室内发现的机密文件感到惊讶。
拜登说：“在得知有相关政府记录被带到那个办公室，我感到很惊讶。”拜登强调说，他不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
CNN报道称，白宫已与主要盟友召开电话会议，解释围绕机密文件进行的调查，希望平息批评和质疑。两位知情人士说，一名白宫官员将这些文件描述为“不到十二份”，没有一份“特别敏感”和“情报界不太感兴趣”。
一位高级官员还在电话中重申总统的法律顾问是如何立即通知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但白宫的电话没有说明为什么当时或自2022年11月以来没有披露此事。
资料图：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特朗普：FBI何时突袭拜登家？
拜登私人办公室内发现机密文件一事，引发共和党人密切关注。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称，他计划向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施压，以获取有关机密文件的信息。科默还致信档案局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要求不迟于1月24日移交文件和其他信息。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认为众议院共和党人应调查拜登此事，但称当初对特朗普保留机密文件的反应受到“政治驱动”。“这只是表明他们试图与特朗普进行政治斗争。”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FBI何时会突袭拜登的许多住宅，甚至是白宫？这些文件肯定没有解密。”
2022年8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人员突查特朗普位于佛州的私人住所海湖庄园，引发全美高度关注。在FBI查获的物件中，有超过1.1万份政府文件和照片，其中103份标有密级。但特朗普否认有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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